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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0-17 04:51 来源:中国网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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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近年来中日关系因历史问题和钓鱼岛争端等因素持续低迷,包括一些政界上层在内的日本右翼反华言行层出不穷。其中一些人捡起了在日本废除已久的对华蔑称,称中国为“支那”。


早在20011月,时任日本首相森喜朗在南非访时,对欢迎的日侨“失言”,说他是出生在1937大东亚战争之前、支那事变发生的时候。但他的这种错误说法遭到日本有识之士的批评。 民主党代表、后来也担任了首相的自由党首鸠山由纪夫严厉批评了他的错误言论,表示这种言论不仅刺激中国,还有损于日本的国际形象。


最猖狂的是东京都前知事、著名右翼、反华人士石原慎太郎。20037月,在一次讲演石原称“支那一词决不是坏词语,可以堂堂正正地使用”。同时,石原多次以“支那”指称中国,大放反华厥词。2012510日,在记者会主张在“尖阁列岛(即我钓鱼岛)放置灯塔,但遭到日本外务省的反对:外务省是看着支那人的脸色做事,很难说是日本的外务省11月,他在成为日本维新会党首时称日本不应受“武器出口三原则”限制,应将先进武器出口给中国,通过展示日本的技术力量来震慑中国,“优秀的武器尽管卖给支那,这会成为最大的威慑力”。


众所周知,中国在国际上有一个响亮的名字:China。随着近年中国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国际影响空前扩大,China在国际上的名声愈益响亮。为什么国际上把中国叫做China ?这个称呼是怎么来的?“支那”一词与此有关吗? 它是怎样成为日本对中国的蔑称的? 这些既包含着许多有趣的历史知识,也记载着中国的兴衰荣辱,尤其是近代以来的国运。

作者简介


徐波

  徐波,世界历史及国际关系学者,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长期从事国际关系和世界历史研究及媒体工作,曾任高校教师、电视节目主持人,现为外交部所属著名国际时政刊物《世界知识》杂志主编,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理事、中印友好协会理事、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专家委员会委员。主持并主讲中华世纪坛“伟大的世界文明”系列讲座,曾在北大讲堂做学术报告。主要学术著作:《情感与利剑:民族主义何以重构世界版图》、《人类与大地母亲》等。
   China一词来源于“秦”

秦穆公

  对于CHINA这个词的起源,人们看法不一,但现在中外多数学者都倾向于认为它是“秦”这个词的音译。说到这里,大家可能马上会想到秦始皇,或者秦王朝,因为秦始皇统一了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大帝国,所以外国人把中国叫做“秦”。错了。秦始皇统一中国是在公元前221年。但实际上早在这个时间之前三百年,中国西部周边地区就已经用“秦”来称呼中国。


  现在所知道的世界上最早用“秦”称呼中国的,是公元前5世纪古代波斯文的文献。这是怎么回事?我们就不得不去了解一秦始皇的祖先。从公元前8世纪开始,中国进入了春秋战国时代。所谓“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秦国都是其中的主要角色。“春秋五霸”之一就是秦国国君秦穆公。秦穆公是秦国早期雄才大略励精图治的君王之一,但是秦要参与中原的争霸,有很多不利条件:秦国地处现在的陕西以及更西边的地方,荒凉偏僻,要向东方前进往中原发展,在南部要通过淆关、函谷关;在北部就碰到黄河的阻拦。崤函及黄河东边是强大的晋国,争霸中原的强劲对手。所以秦国往东发展,困难重重。于是秦穆公晚年改变了战略方向。

 秦的西边是所谓“西戎”,戎王听说秦穆公雄才大略,未免担心秦穆公向西扩展,于是就派了一个从中原的晋国投奔过来的人,叫做由余,到秦来探听虚实。秦穆公君臣发现这个人是个人才,就采取了一个离间计,使戎王对由余产生了猜忌,由余不得不背叛戎王,投靠了秦国。他的背叛后果严重:他建议秦穆公,与其费尽心力争霸中原,莫如向西发展,西戎有大片土地、人口和其他资源,如果秦先拥有了这些资源,再向东发展,岂不是如虎添翼?


 于是“秦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逐霸西戎”(《史记·秦本纪》)。秦穆公向西“开地千里”,力量达到了什么地方?难以判断。 当时,包括现在我国新疆和现在的中亚西亚,与我国内地早就保持着相当密切的联系和往来。可以推测,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秦的名号像波浪一般向西传播开去 ,一直传到中亚、南亚甚至西亚这些地区,影响了中国和世界的历史,也给世界带去了“秦”——China这个名字。

   他们曾把中国称为“秦人”

影视作品中的汉武帝刘彻

  在秦穆公称霸西戎之后不到半个世纪,在西亚出现波斯历史上的第一个帝国——阿契美尼德帝国。秦与波斯,两个国家虽然没有直接接触,但是阿契美尼德帝国的建立无疑为秦在这个地区的传播创造了便利条件。在公元前5世纪,波斯就以“秦”称呼中国,证据就是波斯的古代文献,用现在的拉丁文字拼写出来,就是Cin,Cinistan,Cinastan等。


  大家可能会问,这些是不是只是猜测?我们怎么知道“Cin”或者“Cinastan”就是指中国呢?中文史料中有没有印证呢?


  我们来讲一段著名的“汉武帝求汗血宝马”的故事。张骞通西域后,汉武帝听说大宛出良马,决定不惜代价求取大宛好马,先派使臣商议不成,于是派李广利带兵远征大宛。武帝发西域附属小国六千余骑,又发中原“郡国恶少年”万余人,浩浩荡荡开到大宛边境。一个平庸的将军带着一大批乌合之众,胜败可想而知。李广利战败退兵,汉武帝大怒,再次调集军队粮草,让李广利务必打赢。李广利又率兵杀回,把大宛城团团围住。


  大宛人有一个弱点:不会打井。城中取水完全靠城外河流。李广利派水工把城外河流堵截起来,使城里无法取水,想通过这种方法迫使大宛投降。大宛城被围四十余日后,一些大宛贵族把国王杀了,然后提着国王的人头与汉军谈判说:别再打了,国王已经被我们杀了,你们要马随便带走,如果还要打下去,我们就把宝马全部杀掉,还会从西域其他国家调救兵,结果怎么样,你们看着办吧。李广利一听这个情况,就和部将商议:“闻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内食尚多”(《史记·大宛列传》),不如见好就收,把马带走吧。


  战争结果我们先不去管它,我们感兴趣的是李广利这句话。“闻”就是听说,一定是有人向汉军报告了情况,大宛城中新近得到了“秦人”会打井,所以无法再通过断其水源的方式迫其投降。那么,“秦人”是什么人?如果大宛人不会打井,这一带其他国家的人一样也不会打井,所以,“秦人”必定是汉人。为什么李广利这句话中不把中国人叫“汉人”而叫“秦人”呢?其实不是李广利这么叫,是向李广利报告情况的人这样叫。谁能向李广利报告这个情况呢?只能是当地人。我们因此而知道,在西域当时确实把中国人叫“秦人”。

   后世对中国的称呼

法显游历天竺行程图

  你也许会问,大宛匈奴时代久远,当时对中国称呼为“秦”,能够说明后世对中国的称呼吗?那好,我们还可以讲第二个故事。鲁迅曾把一些人称作“中国的脊梁”:埋头苦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什么是舍身求法?就是舍死忘生,不怕困难和危险,到西域、甚至到佛教的发源地印度去学习佛法。中国僧侣最早到西域去学习佛法,始于三国时期,但到印度本土的第一批僧侣是东晋时期,其中的代表者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前面讲的汗血宝马战争是公元前2世纪末的事,东晋高僧法显到印度是公元400年左右的事,前后相差五六百年。法显回国后著有《佛国记》,讲他去印度求法的经历。他在中亚和印度游历时,在谈到自己的祖国中国的时候,“秦土”“汉地”并称,又称中国僧人为“秦道人”。这显然也是按照当地人的叫法称呼中国和中国人。当地人见到来自“秦地”的人来学习佛法,说哎呀,真了不起,那么偏远荒凉的地方的人都知道学习佛法。可见,公元前4世纪孔雀帝国时期印度就把中国称作秦,800年后法显去时依然把中国称作秦。


  这样,中国和外国的史料就对上号了。不管是《史记》、《汉书》还是法显,所说的“秦”、“秦人”一定是当地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称呼Cina的回译,他们当时一定明确知道Cina就是当地人对“秦”译音。从北边的匈奴,到西边的波斯,到南边的印度,这么广大的地区都把中国叫做“秦”,更远的欧洲人也用“秦” 称呼中国,就不足为怪了。

   “秦人”摇身变“支那”

影视作品中的唐玄奘

  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印度对中国的这种称呼也传入中国,但是中国人以及来华的西域高僧在翻译佛经时,有时直接用“秦”来直译这种对中国的称呼,而有时又把它按音翻译成“支那”、“至那”或“脂那”。例如隋代的僧人学者费长房(公元6世纪人,不是东汉那位同名方士),在其著作中就说,中国总称“脂那”,或者“真丹”,或者“震旦”,“此盖取声”(这都是根据发音而译)。


  对“至那”或“支那”做出最好说明的,是玄奘和他的学生。玄奘到印度时,印度陷于分裂状态,分为东西南北中五天竺。中天竺实力最强,趁机崛起,其国王戒日王凭着强大的实力征服了东西南北四天竺,建立了一个统一但短暂的大国家,自称摩揭陀国。玄奘到摩揭陀国,见到戒日王,寒暄过后,戒日王就问,你从哪里来,目的是什么?玄奘对曰:我从大唐国来,来学习佛法。接着王就问了,大唐国在什么地方?经过哪里?有多远呢?玄奘说,在此东北数万余里,你们印度以前所说的“摩诃至那国”就是。国王接着问:我听说摩诃至那国有位秦王天子(指唐太宗李世民),这个人少年的时候就怎么怎么聪明,长大以后怎么英武,大唐国就是这个国家吗?玄奘说:对。“至那者,前王之国号;大唐者,我君之国称”——至那国是我们以前的国号,现在我们叫大唐了。


  在《大唐西域记》里,玄奘写的是“摩诃至那”。“摩诃”就是“大”的意思,“摩诃至那”就是“大中国”。玄奘回国以后,玄奘的学生慧立,给玄奘写了一本传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书中记载,有一次,一个“露形尼乾子”(耆那教修行者,裸身生活,不着衣物)来拜访玄奘。玄奘对这位尼乾子称自己是“支那国僧”。慧立没有去过印度,他是跟在玄奘身边,听玄奘讲述所见所闻。“支那”就是“至那”的异写。


  玄奘是用戒日王已经有的知识去向他来介绍中国的,那么戒日王此前他对中国的知识是哪里得来的呢?这又有另一个故事,而且这个故事还牵扯到中国的另一个名称“震旦”。戒日王登基后,向唐朝派出了使臣,唐太宗派使臣梁怀璥回访。戒日王听说唐朝使臣来了,惊问国人:自古以来,曾有“摩诃震旦”使者到我国来过吗?大臣们都说:没有。一定是这位使臣向戒日王详细介绍了中国和唐太宗。“摩诃震旦”是什么?我们知道,现在从西亚到中亚到南亚的这一片地区,有很多以“斯坦”结尾的地名和国名。“斯坦”一词来自古代波斯语,表示人居住的地方。既然“支那”是一个国家,当地人顺理成章地也在后面加上个“斯坦”,这就成了Cinastan。再反过来译成中文,就是“震旦”,上述费长房书中已有这种译法。摩诃震旦,也就是“大中国斯坦”。《新唐书》在记载此事时,还特意说明:“戎(外国人)言中国为‘摩诃震旦’。”

   名扬欧洲的“赛里斯国”

中国的养蚕制丝业

  但是,现代意义上的西方——欧洲,一开始并不是这样称呼中国的。欧洲人的祖先——古希腊人和罗马人对中国有另外一个称呼:赛里斯国。多数学者认为,就像CHINA是“秦”的译音一样,“赛里斯”就是汉语“丝”的转音。


  由于距离遥远,古希腊和古罗马对中国的认识远比不上中国周边的国家,而是有很多不准确、甚至荒诞不经的地方。现在所知,第一个记述“赛里斯国”的是公元前5世纪时古希腊人克泰夏斯,他在波斯国王的宫廷中担任宫廷医生。进入罗马以后,欧洲人对中国的认识多了起来,罗马文献中提到中国的地方也多了起来。在古罗马人眼里,中国是与丝绸联系在一起的。但是他们却认为丝绸是从树上采的。他们对中国的认识是逐渐加深的,后来逐渐脱离了神话的色彩。 古罗马最博学的科学家和作家老普林尼(公元23-79年),著有37卷的巨著《博物学》(或译《自然史》)。在这部著作中,他就比较详细地讲到了赛里斯国的情况。


  有人会问,怎么知道这里所说的赛里斯国就是中国?当然,这是上百年来中外学者们根据各种依据,进行了许多研究得出的结论。在各种依据中有一个就是,所有这些史料都把赛里斯国与丝绸联系在一起,丝绸的来源国只能是中国。在中国的传说中,黄帝的妻子嫘祖是养蚕制丝的始祖。的确,中国早就生产丝绸了。而且在公元6世纪之前,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能够养蚕制丝的国家。但是中国的丝绸早早就传向了世界,使中国的形象与丝绸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以“秦”之名

古罗马以“赛里斯国”称呼中国

  既然欧洲最初以“赛里斯国”称呼中国,那么,“秦”(China)这个名字又是什么时候、怎样传到西方的呢?公元120年,掸国(在今缅甸)国王给东汉朝廷 送来了来自大秦国的“幻人”(魔术杂耍艺人)。《后汉书》特意说明“掸国西南通大秦”。公元166年,一位所谓罗马皇帝的使臣从日南(今越南)来到洛阳, 于是东汉与罗马得以建立联系。而且,当时中国的水手已经开辟一条从中国大陆南端的广东、广西以及越南北部渡过南海到达印度海岸的海上通道。这样,罗马人开辟的从西方到达印度的航线,与中国水手开辟的从中国到达印度的航线,就连到了一起,从理论上说,罗马人与中国人的海上通道已经是畅通无阻了。既然印度人以 “秦”称呼中国,这个称呼也就顺理成章地为罗马人所沿用。


   现在知道的最早以“秦”来称呼中国的,是公元1世纪的一份文献,叫《厄立特里亚航海记》。此书作者可能是住在埃及的一个罗马商人,他在书中最早把中国叫 做“秦尼”(Thinai)。但是,他的书里把“秦尼”和“赛里斯”并称,并且认为“秦尼”是“赛里斯国”的一个城市。公元2世纪时,伟大的地理学家托勒密,在他的名著《地理志》中,也是把赛拉(Sera,他认为是赛里斯的首都)与秦奈(Sinai,即Thinai)并称。在托勒密时期,商人和水手们航行于世界各地,罗马人的地理知识已经丰富多了,所以书中也讲到中国的山川,但是错误很多。公元6世纪,有人在书中把中国称为“秦尼扎” (Tzinitza),显然也与前面说的秦尼、秦奈等同源。可见,由于罗马的海上扩张,“秦”这个名称逐渐进入罗马,与“赛里斯”同样成为对中国的称呼。 这就是现代西方语言中“China”这个词汇的来源。直到13-14世纪,欧洲还有人以“赛里斯”称呼中国,并且对中国的认识依然模糊不清。

   马可·波罗与利玛窦

马可·波罗(左)与利玛窦

  公元1271年,马可·波罗已经踏上前往中国的旅途,欧洲人对中国的认识将发生质的飞跃。


  马可·波罗来到中国时,正是蒙古帝国统治时期。马可·波罗对中国的描述还相当笼统,他用“鞑靼”来称呼蒙古人和蒙古人所统治的地方。还有一个听上去很美的称呼,叫做“桃花石”,不过这可不是“美若桃花的宝石”的意思。可能大家记得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里,讲了一个道教全真派的教主丘处机,不远万里到中亚的花剌子模见成吉思汗的故事。这是一个真的历史故事,丘处机道号叫长春子,或长春真人,是中国道教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虽是一个出家之人,但忧国忧民,心系天下,对由于蒙古入侵导致的连年争战、生灵涂炭忧心忡忡。成吉思汗慕名召见他时,他年岁已高,但为天下黎民,他还是不远万里,去见了成吉思汗,希望说服他停止征战。丘处机的大徒弟李志常跟随师傅去见了成吉思汗,回来后把丘处机西行故事写了一本书,叫《长春真人西游记》。其中提到了西域地区以“桃花石”来称呼中国:某地的居民跟他们学会了中原人的汲水方式后,高兴地称赞说“桃花石诸事皆巧”。


  那么“桃花石”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在中亚的文献中,用“桃花石”这个词称呼中国早已有之,此前几百年间拜占庭、突厥和阿拉伯文献均有对中国的类似称呼,现代学者猜测可能源自曾建立魏政权的鲜卑族姓氏“拓跋氏”,或是唐朝的“唐”的转音。所以,“桃花石”也是早期外部对中国的称呼之一。

  16世纪以后,西方传教士接连进入中国,他们与中国士大夫交往、学汉语、学中国历史文化,通过他们的努力,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发生了实质性的飞跃。其中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是意大利传教士、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巨擘利玛窦。他在16世纪晚期率先进入中国,从澳门登陆后北上到肇庆、南昌、南京,最后来到明朝首都北京,并定居在这里、去世在这里。他到中国后,努力学习汉文,读中国古书,穿中国衣服,当中国和尚,与中国士大夫交往,非常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和欧洲的文化交流,功勋卓著。就是他通过对中国的深刻考察,终于搞明白了:原来以前欧洲人所说的Sina、赛里斯国、契丹、鞑靼,都是指同一个地方,就是中国。所以在他的手稿《中国札记》中,就向欧洲人详细介绍了这个远东最遥远的帝国,曾以各种名称为欧洲人所知悉,而最被人所知的名称China是葡萄牙人所起的,因为葡萄牙人是最早到中国的沿海做生意,以及进行殖民侵略的。他接着写道:今天我们通常称呼这个国家叫做中国(Ciumquo)或中华(Ciumhoa)。他还解释说:第一个词的意思是王国,第二个词的意思是“花园”。这一下子欧洲人终于明白了,原来我们所说的种种传说指的就是中国。

  至此,西方对中国的认识终于像条条江河流入大海,找到了一个最终的归宿。

   曾为日本人所尊敬的“支那”

日本《东征传绘卷》描绘的遣唐使乘船赴唐的景象

  在17世纪以前,日本人很少用“支那”称呼中国。偶尔的使用也只是在佛教或学术圈子里,这显然与中国自己使用这个称呼一样没有任何贬义,大家熟知的与公元9世纪随遣唐使到唐朝学习佛法的著名高僧空海大师,在其诗集中就有这种用法。由于唐初中日曾经在朝鲜半岛交战(唐朝支持新罗而日本支持百济)日本惨败,日本愈发认识到中国的强大与昌明,愈加激发了向中国学习的激情,已有的遣隋使、遣唐使制度进一步发扬光大,到中国学习的人越来越多,全国充满着对中国的欣羡和向往。有日本学者讲:从那时以来的一千几百年间,日本才中国接受了文化上的恩惠与影响,所以过去日本人对中国和中国人的尊敬概念是很强的 ,对中国的称呼都含有尊敬的意味,甚至每一提到“唐人”,就自然而然地正一下衣襟以表示敬意。

  进入近代,东西方开始发生大规模交流。但在明治维新之前的江户时代,日本实行锁国政策,只在长崎与荷兰商人交往。正是通过与荷兰人的交往,日本逐步学习了欧洲近代科学技术与文化知识,这种学问被称做“兰学”。正是从荷兰人的著作中,日本人第一次知道了西方对中国的称呼——China。

  1713年,日本学者新井白石在译介一本荷兰语地理书籍时,当看到对中国的称呼China的时候,联想起古已有之的“支那”一词,遂将China译为“支那”。这一时期,一些来华日本人写的中国游记也采用了“支那”这个名称。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把这个古老的名称看做一个从西方来的新词汇。但这时的这个词汇也尚未带有贬义。

   谁把“支那”变成对中国的蔑称

  一个叫做佐藤信渊的人,可能是给“支那”一词加上贬义色彩的始作俑者。佐藤信渊(1769~1850年)是个科学家、思想家、经济学家,西化的早期倡导人。他最早提出了系统周密的入侵和占领中国进而统一世界的计划,后来的日本侵华和发动二战的计划方略,正是受此影响。1823年他写出惊世奇书《宇内混同秘策》,宣称日本兼并亚洲各邻国是上天赋予的使命。他声称,日本应首先“征伐支那”,如果措施得当,“五至七年彼国必土崩瓦解”。佐藤信渊书中口口声声称中国为“支那”,由于其思想的侵略性,“支那”一词因此带上蔑视的色彩,并广为传播并。



  吉田松阴(1830-1859年),日本江户幕府末期思想家、教育家,明治维新的先驱者,通过兴办村塾、传授兵法、宣讲“尊王攘夷”主张,培养了高杉晋作、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倒幕维新领导人。他具有强烈的民族扩张主义思想。主张侵略中国和朝鲜,“控制南洋而袭印度”,甚至梦想“并吞五大洲”,对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形成有较大影响。他也把中国称做“支那”,主张“培养国力,割易取之朝鲜、满洲、支那”。

 



  福泽谕吉(1835-1901年),日本第一位军国主义理论家。他在《支那人民的前途甚多事》一文中把中国社会比做“一潭死水”,断定中国人不能接受西洋的新文明,因为“支那人民怯懦卑屈实在是无有其类”,可见其从内心里充满对中国及中国人的鄙视,甚至极端地主张凡是“有支那色彩的东西都应该摒弃”。他艳羡、垂涎中国的地大物博的富足,所以对中国充满不屑和厌恶,另一方面却又主张日本人“到支那去应受奖励”,因为“支那是天兴的富国,大河直达四境,有舟楫之便,金银铜铁,矿脉历然,沃野千里,可谓东方田园”, 日本人要大胆西渡,将“支那的四百余州”作为经营事业的地方。所以,福泽谕吉最推崇、最力主的,还是武力侵华。这些言论都曾公开发表在报纸上,因而影响甚大,其对“支那”一词的传播也就更加有力。

 仔细想来,日本人用古已有之的“支那”一词称呼中国,有其一定的历史背景。过去日本与中国一样,常常以朝代名号称呼中国。19世纪日本也称中国为“清国”,尤其在针对清政府的官方文件中,中日甲午战争在日本就被称做“日清战争”。但朝代号不等于国号,而中国此时并无正式的国号。中国虽然自古自称为“中国”,但在辛亥革命之前“中国”也并非国名,而此时日本已经意识到中国正在衰落中,再也不堪像过去千百年来那样成为日本的老师,因此滋生对中国的蔑视,再加上滋生了侵略甚至吞并中国的野心,因此也不愿再用“中国”这个称呼。正在此时从西方舶来了China一词,日本人联想起古已有之的“支那”,因此就开始这样称呼中国了。明治维新后日本全面学习西方,更让他们 感到自己进入了“文明”行列,更加不堪与“野蛮落后”的中国为伍。这样,“支那”一词就被糟蹋变质了。


  甲午战争,日本竟然一举战胜了千百年来的老师中国,这使日本人又惊又喜,满街充斥着“日本战胜,支那败北”的欢呼。“支那”这个称呼充斥日本社会。

   从“支那”到中国
  1911年中国爆发辛亥革命,接着清朝覆灭,民国建立。1913年日本迫于大势决定承认中华民国,鉴于在公文中使用“清国”名称已不合时宜,与中国政府在条约国书中理应使用“中华民国”名称,但又密告内阁各大臣和军方首脑,“在帝国政府内部及与第三国之寻常往来公文中,今后一律废除‘清国’之称而以‘支那’代之”。以“支那”称呼中华民国,意味着日本只承认中国地域上暂时存在的某个政权。而非中华民国政府。

  其实,在辛亥革命之前,中国许多维新派和革命派人士,也借用了日本的方式,管自己的祖国叫“支那”。梁启超有一个笔名就叫“支那少年”。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流亡国外,有段时间住在印度,他的女儿康同璧万里探父,走的完全是法显、玄奘西行求法的道路,她为自己的壮举自豪,作诗记述自己的这次行程:“若论女子西行者,我是支那第一人。”建国后毛泽东、周恩来一起接见康同璧,还盛赞他这句诗。

  辛亥革命之后,中华民国建立,中国有了自己的国名。但是又有相当长的时间,中国处于南北分裂的局面,连许多中国人自己都搞不清楚,南方革命政府和北洋政府到底谁是中华民国。直到1927年以后,中国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中国”、“中华民国”名称才逐渐普及开来,“支那”这个名称在中国逐渐地消失了。但这时候正是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加紧侵略的时期,日本以“支那”称呼中国,当时中国的爱国人士和中国政府坚决予以拒绝和抵制。

  1913年9月,中国驻日代理公使奉命拜访日本外相,要求废除“支那”称呼,改称“中华民国”。但日本政府以已有此种先例为由予以拒绝。尔后,在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巴黎和会及五四运动时,中方都对日方坚持“支那”称呼进行过抗议,但均未获理会。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中国实现统一,日本依然沿用“支那”称呼。1930年5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并责令外交部照会日本政府:“今后称呼‘中国’,英文须写National Republic of China,中文须写大中华民国。倘若日方公文使用‘支那;之类的文字,中国外交部可以断然拒绝接受。”中国政府的强硬态度引起日方注意和日本媒体的强辩。中国几大媒体同时发表同名的长篇连载评论对其强辩予以批驳。迫于中国强大压力,此后日本对华条约或公文里大都改称了“中华民国”。但是日本社会长期形成的蔑华仇华心态没变,“支那”称呼在其他公私文件、文章和口语里依然充斥,一些政界要人坚持“支那”蔑称。

  抗战胜利后,1946年6月国民党政府派代表团到日本,专门照会日本政府:今后在任何出版物、媒体、公文上一律不能以“支那”称呼中国,必须以“中华民国”或者“中国”称呼。再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事发生重大变化,尤其是抗美援朝战争之后中国国际形象大为改变,“支那”这个名称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

   现在“支那”一词还在使用吗

周恩来参加日内瓦会议

  但是这个词本身真的消失了吗?新中国建立以后,我们新中国政府怎么对待这个称呼呢?是不是一见“支那”就一概予以排斥呢?也不是。


  上世纪六十、七十年代,当时我们的政治生活中有一件大事:支援印度支那三国人民抗美救国战争。

  战后,在国际关系中出现了一个所谓“印度支那(Indo-China)”问题,前前后后持续了近半个世纪。这个称呼指的就是东南亚中南半岛上的越南、柬埔寨、老挝三国。19世纪这三国沦为法国殖民地,由于地处印度和中国之间,法国人就把这些地方叫做印度支那。类似的地名还有“交趾支那”(Cochinchina)大体是越南南部一带。上世纪40-50年代,印度支那三国掀起摆脱法国殖民统治的斗争;60-70年代,三国经历了抗美救国战争;整个80年代这里又因为“柬埔寨问题”而成为国际热点。

  新中国走上国际政治舞台,有一个重要的标志性事件,就是参加1954年日内瓦会议。这是中国第一次以重要一方的身份参加一个重要的国际会议。会议有两个议程:一个是解决朝鲜停战问题,一个是解决印度支那停战问题。在这个会议上,我们就照样大大方方地使用“印度支那”这个称呼。

  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上的发言:“我们达成的这些协议不仅仅结束八年的印度支那战争,把和平带给印度支那人民和法国人,而且也将进一步缓和亚洲及世界的紧张局势。”直到90年代,印度支那问题依然是当时国际关系中一个重要的议题,印度支那这个名称也照样不断出现在中国官方文件和媒体中。现在形势变化,东南亚国家正在努力建设自己的区域性合作组织大东盟,中国与东盟也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和合作,“印度支那”这个词已不被人们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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